1945年，二戰接近尾聲時，巴頓將軍率領第三集團軍，不顧破壞《雅爾塔協定》的風險，闖入劃給蘇聯的東德占領區。他們的目標不是[敏感詞]重鎮，而是一家叫蔡司的公司。
這家公司是光學領域的佼佼者，戰爭期間為德軍生產望遠鏡、測距儀、航空攝像機等，是德軍[敏感詞]的重要供應商。
當時戰爭尚未結束，但美蘇兩國已盯上了德國的科技資源，美國策劃的“回形針行動”，向歐洲派遣了一支由3000名科學家和專家組成的的技術部隊，評估篩選德國的科技資源。
蔡司公司，當時被美軍列為首要目標之一。
美國人原本打算用600多輛卡車將整個蔡司搬到西德去，不料，由于蘇軍推進太過迅速，措手不及之下，美國人決定“拿走公司的大腦”，將蔡司最核心的100多名員工轉移到西德，在那里建了個新蔡司。
當時美軍的行動主要基于[敏感詞]潛力方面的考慮，但恐怕誰也不會想到，這家靠生產光學鏡頭起家的家族企業，在大半個世紀后，仍能影響整個世界高科技產業鏈的格局。
今天，當我們討論芯片面臨的卡脖子困境時，談論最多的，是光刻機，是阿斯麥(ASML)。但其實，光刻機背后，是一大批歐美的先進技術在支撐，而蔡司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
目前[敏感詞]的極紫外光刻機(EUV)，需要極其精密的光學鏡頭，目前全世界只有蔡司一家能夠做到，別無二家。
可以說，沒有蔡司，就不會有EUV光刻機，也就不會有7nm以下芯片，也就不會有iPhone14這樣強大的智能手機。
在油管上看到過一期關于蔡司與半導體工業的視頻，標題就是“沒有這家德國公司，整個現代文明都將崩塌”。這句話有些夸張，但很大程度上也確實反映了蔡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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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中國還是大清朝道光年間，一個叫卡爾·蔡司的德國工匠創建了一個小作坊，生產顯微鏡和其他測量儀器，就是今天蔡司的前身。
170多年來，蔡司鏡頭憑借完美的設計和高超的工藝技術，在光學領域始終走在世界最前列。
蔡司成立不久后，便與附近的耶拿大學建立了合作關系。1863年，耶拿大學一個叫恩斯特·阿貝的物理學家來到蔡司的車間，讓蔡司給他制造幾臺做物理實驗需要用到儀器。
這位物理學家后來成為蔡司的研究總監和股東，對蔡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阿貝將最前沿的光學理論引入到產品生產中。尤其是他1872 年提出的顯微成像波動理論，基于數學模型來設計光學鏡頭，取代了過去低效的試錯法，使蔡司成為光學領域的領先者。
1888年12月，公司創始人去世，阿貝做了個重要決定：把他所有的股份都放在一個名叫卡爾·蔡司的基金會里，他還拉來另外兩家公司也加入基金會，并為基金會制定了章程。
按照章程，蔡司公司的利潤為除了用于公司發展，剩余的利潤通過基金會來資助科學研究、文化活動和員工福利計劃。
阿貝還率先引入8小時工作制，提供帶薪休假等福利，而當時德國的其他工廠，工人每天平均工作10小時。
那時候，是1900年。德國首任總統西奧多·豪伊斯稱阿貝為“理性主義圣人”。
到1914年，[敏感詞]次世界大戰前夕，蔡司已經發展成為世界[敏感詞]的相機生產公司，他們生產的雙筒望遠鏡也大受軍方歡迎，為公司帶來了滾滾訂單。
盡管20世紀上半葉戰亂不斷，德國又先后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但蔡司的業務還是飛速擴張，從最開始的顯微鏡到相機、望遠鏡，再到后來的攝像機、天文望遠鏡，當年的小作坊，逐漸成為光學領域的無冕之王。
二戰期間，蔡司生產的光學元件在德軍[敏感詞]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當然，戰爭后期當盟軍對德國進行轟炸破壞時，蔡司也成為重要目標。
美國戰略情報局先后將1600多名德國科學家和工程師轉移，很多后來去了美國，其中最[敏感詞]的是研發德國V-2火箭的馮·布勞恩。這些科學家為后來美國贏得太空競賽打下了根基。
在這場行動中，蔡司的核心人才也被美軍搶走，而遲了一步的蘇聯，只好把剩下的機器設備統統搬到蘇聯，蔡司也自此一分為二，在兩種完全不同的體制下繼續存活。
蔡司是一家在大眾層面相對低調的公司，但在人類歷史上很多重大歷史時刻，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969年，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當時宇航員攜帶了兩臺哈蘇相機，搭載的就是蔡司生產的鏡頭，在月球上拍下了眾多意義非凡的照片。
1989年，柏林墻倒塌，東西德已分開數十年的兩家蔡司試圖合并。
當時東德蔡司人員臃腫，有多達5萬名員工，但其中許多人是只掛名不工作。對這個混得實在不怎么樣的東德“表兄”，西德蔡司實在沒啥興趣，不過最后還是迫于政治壓力勉強接受了合并。
80年代，隨著日本佳能、尼康的崛起，蔡司的鏡頭在相機領域開始失去競爭力，市場不斷被蠶食，就連以前的老客戶哈蘇相機，也開始轉向日本公司生產的鏡頭。
不過，就在這時候，一家成立不久的荷蘭小公司找上門來，開始了與蔡司相愛相殺至今的傳奇經歷。
這家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就是如今半導體產業皇冠上的明珠、光刻機領域的王者，阿斯麥(ASML)。
ASML對半導體產業來說有多重要？用ASML總裁彼得·溫寧克在2017年接受專訪時說的一句話就是：
“如果我們交不出EUV光刻機，摩爾定律就會從此停止。”
目前，摩爾定律的極限已實現5nm制程，接近3nm、2nm，想要實現這一制程節點，就一定要用到荷蘭ASML的EUV光刻機。
一臺EUV售價高達1億歐元，堪稱印鈔機，而且排隊搶著買還不一定能買到。
不過回到上世紀80年代，ASML剛成立時，境況只能用慘淡來形容。
ASML脫胎于大名鼎鼎的飛利浦，前期主要的技術來源也是飛利浦的NatLab實驗室。不過，1984年從飛利浦獨立出來時，ASML可以說是一窮二白，連辦公場所都是在飛利浦旁邊臨時搭的“窩棚”。
好在當時公司有個比較能“畫餅”的CEO，硬拉著一幫員工鼓舞士氣，一步步搞出了被市場接受的光刻機。
不過，在摩爾定律推動下，隨著集成電路的飛速發展，對光刻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而對光刻機性能影響最關鍵的，是其中的光學元件。
ASML的工程師發現，他們之前的光學鏡頭供應商開始無法滿足需要。找來找去，蔡司進入了荷蘭人的視野。
當他們前往蔡司拜訪時，接待他們的是蔡司數學部門負責人格拉策爾，他是全球光學屆的翹楚，為哈蘇相機設計過廣角鏡頭，為此還贏得了NASA頒發的阿波羅成就獎。
在等級森嚴的蔡司，最重要的部門是數學部門，數學家屬于[敏感詞]階層，他們的工作是進行透鏡相關的計算。他們有自己寬敞的辦公室，就連午餐時間都比其他人要長。
ASML與蔡司的合作很不順利，很長時間里，兩家都在扯皮和掐架。
在半導體領域，蔡司自1968年便開始為電路板曝光設備提供鏡頭。不過，這塊兒一直屬于邊緣業務，蔡司并不重視，對ASML這家成立沒幾年的小公司，當然更不上心。
當時，ASML雄心勃勃，推出了具有革命性意義的PAS 5500光刻機，可以成像0.5～0.6微米的細節，獲得了市場認可，ASML計劃批量生產。
但這一機型需要的光學鏡頭不僅要求極高，數量也多，而蔡司蝸牛一般的速度，根本無法滿足要求。
ASML也想過找替代供應商，但都以失敗而告終。沒辦法，光刻機所需要的光學鏡頭變得越來越精密，越來越復雜，看遍全世界，只有蔡司一家能做到。
蔡司的作風古板而傳統，當時還在用傳統的工匠打磨方式生產鏡頭：手動拋光，肉眼分辨瑕疵，反復修正，這需要有多年工作經驗的技工才能做到。在蔡司，這種技工被稱為“金手指”，每名技工的平均培養時間是6~10年。
1990年，蔡司有6名這樣的“金手指”，PAS 5500光刻機需要的i線鏡頭，他們就算拼命苦干，每年也只能交付10個。
這時候，蔡司終于開始意識到，公司傳統的手工生產，是時候退出歷史舞臺了。
蔡司的光學實驗室(O-Lab)開始研發下一代鏡頭生產技術，主要目標便是實現精度更高、速度更快的自動化生產。
他們自己設計開發各種關鍵技術：激光干涉測量、自動拋光、自動控制，將蔡司的鏡頭帶向了下一代，也讓ASML一步步走上光刻機霸主之位。
在講述ASML歷史的《光刻巨人》這本書中，蔡司的身影伴隨始終。憑借其先進的工藝技術，半個世紀以來，蔡司推動芯片制程縮小了三個量級。
如今，蔡司的四大事業群中，半導體制造已被排到[敏感詞]位，全球80%的半導體芯片，需要使用蔡司制造的鏡頭，才能制造出比頭發絲還要細數千倍的半導體結構。
可以說，這家低調的德國公司，是半導體領域的幕后之王。
一臺EUV光刻機，由超過10萬個零件組成，涉及5000多家供應商。幾個核心部分，除了蔡司的鏡頭，它還需要美國Cymer公司的的光源系統，德國的精密儀器等等。
完全可以說，光刻機是西方現代工業體系的集大成，是人類工業革命以來制造業的皇冠。
中國要突破這條產業鏈的所有環節，靠山寨和逆向工程顯然不可能，必須沉下心來，在基礎研究領域有所作為。
正如任正非曾感慨：我們國家修橋、修路、修房子，已經習慣了只要砸錢就行，但芯片只砸錢不行，還要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
回顧歷史，光是蔡司一家，背后就是長達170多年的技術積淀，無數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反反復復的試驗與探索中，才將光學技術推進到了今天登峰造極的地步。
而ASML這家相對年輕的公司，除了技術上攻堅克難，更重要的，恐怕還包括市場運作和供應鏈整合。這種繼承全球資源為我所用的模式，對ASML的成功起到了關鍵作用。
比如，在EUV研發后期，ASML引入了大客戶投資，英特爾、臺積電和三星共同出資數十億歐元，參與EUV光刻機的研發。
這不僅減輕了ASML自身的資金壓力，還提前搞定了主要客戶，逼迫競爭對手不得不放棄研發同類產品。
卡著光刻機脖子的，既有蔡司這樣技術雄厚的百年老店，也有ASML對整個產業鏈的整合能力。所謂卡脖子，表面看卡的是某幾項技術，實際上背后是整個體系的較量。
那么與此相對應，我們需要的，既有對基礎科學的持續深耕，也有開放的心態，以及培育[敏感詞]創新公司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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