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2022 年 8 月，美國國會通過了《芯片與科學法案》，該法案批準提供總價值高達527億美元補貼和稅收減免，以幫助在美國本土重振先進半導體制造業。僅僅兩個月后，美國拜登政府又對向中國出口芯片和芯片制造技術發布了范圍更為廣泛的限制，以削弱該其獲取和制造相關芯片的能力。

此外，美國拜登政府還不斷將更多的中國科技公司列入實體清單，禁止相關的中國公司銷售技術和產品，美國的一系列舉措代表著在高科技領域與中國競爭的深刻轉變。美國還強調了重組以東亞為中心的復雜跨國供應鏈的努力，這些供應鏈每年生產了價值數千億美元的半導體。因此，美國拜登政府啟動了一個計劃，該計劃可能會改變總部位于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或在中國大陸設有工廠的外資半導體制造商以及世界各地的供應商的商業戰略和命運。

拜登政府堅稱，其對中國的限制只是為了限制中國生產可用于[敏感詞]和其他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技術發展的[敏感詞]芯片的能力，而不是為了削弱其半導體產業。但目前對包括中國臺灣和韓國芯片制造商在中國大陸芯片制造工廠的限制和支持并不是這一過程的終點。相反，美國限制中國大陸半導體計劃的勢頭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繼續下去，至少對中國大陸公司和與政府有關聯的實體實施更多限制，并對流向中國的美國風險資本和股權融資進行前所未有的審查。

對于亞洲、北美和歐洲的企業領導者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壞消息，他們在過去的一代人中建立了一個幾乎沒有擴張障礙的全球半導體產業。隨著美國限制措施的增加，以及某些技術向中國的銷售下降，曾經難以想象的重新定位半導體供應鏈的過程將成為客觀存在的現實。《芯片與科學法案》已經成為影響頭部半導體制造公司戰略的重要因素，激勵中國臺灣、韓國和美國公司在美國的紐約、俄亥俄州、德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等地的新工廠加大投資——臺積電此前決定擴大亞利桑那州晶圓廠就是一個例子。

本文探討了美國半導體政策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潛在影響，以及在一個不斷改變全球經濟面貌的行業中爭奪主導地位的競爭，該行業對全球安全的各個方面都有影響。它首先研究拜登政府制定的政策，然后討論整個行業正在發生的變化，重點是亞洲。

二、美國半導體戰略：“削弱他們的戰場能力”

自去年以來，美國限制中國先進半導體行業崛起的努力開始急劇加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在 2022 年 9 月 16 日的一次演講中最清楚地表達了華盛頓從早期確保美國在技術成熟度方面保持穩步領先的目標轉變為積極努力限制中國的能力。

“我們之前保持了一種‘滑動規模’的方法，即我們只需要領先幾代人。這不是我們今天所處的戰略環境。鑒于某些技術的基礎性質，例如先進的邏輯和存儲芯片，我們必須保持盡可能大的領先優勢，”沙利文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特別競爭研究項目全球新興技術峰會上說。沙利文說，技術出口管制可以作為一種“新的戰略資產”，可以“讓對手付出代價”，甚至“削弱他們的戰場能力”。（在拜登政府10 月份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白宮將微電子稱為“21 世紀的基礎技術”之一。）

幾周后，即2022年10月7日，當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宣布其對華全面的新限制措施時，芯片主導權之爭顯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新管制措施不僅阻止中國獲取先進芯片的能力，還禁止銷售半導體制造設備 (SME)，進一步限制了中國生產自己的[敏感詞]芯片的能力。而新政策并沒有就此止步。它還擴大了對由同一家中小企業生產的芯片的中國客戶在第三國生產的限制。它還禁止美國人（包括公民和具有居民外國人身份的人）從事或以任何方式支持中國先進半導體的生產。這一舉措震驚了整個行業，并導致一些工程師離開中國大陸：數百名來自美國公司的工程師，包括美國的半導體設備制造商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科磊（KLA）和泛林集團（Lam Research）的一些工程師，突然離開了他們在中國最重要的芯片公司的職位。

芯片咨詢公司 SemiAnalysis 的首席分析師迪倫帕特爾當時表示：“這些規定相當于宣布全面的技術經濟冷戰。” “在中國采購之前，美國正在強行將整個先進技術供應鏈脫鉤。” 拜登“拔掉了手榴彈上的別針，”長期在中國擔任商業咨詢公司常務董事的曹國偉寫道。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真正讓美國公司“最受關注”的是有史以來[敏感詞]次對專家的禁令。雖然“全球人才已經成為一個問題”，但此舉一舉摧毀了多年來從世界各地吸引一流工程師到中國（包括大量持有美國“綠卡”的人）的成功努力。

2022年12月中旬，拜登政府實施了另一套具有破壞性的制裁措施，將36家中國實體列入了實體清單，該清單嚴格限制美國廠商向外國公司出口技術和產品。該行動增加了中國公司受到限制（包括強制從美國證券交易所退市和禁止美國基金經理投資），這是從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政府開始，并從拜登的早期階段開始擴大。實體清單上的中國公司數量（截至2022年12月底）在過去四年中翻了兩番。

在持續加大的限制措施下，美國在擔心什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2022年9月的講話中再次明確表示，人們認識到某些領域對國家經濟和安全非常重要，可以被視為“力量倍增器”，并將在定義地緣政治格局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沙利文說，其中包括[敏感詞]計算機和人工智能 (AI)、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所有這些都是美國必須作為“國家安全要務”牽頭的。“保持我們的科技優勢不僅僅是‘國內問題’或‘國家安全’問題。兩者兼而有之。” 

三、遠離與快跑

以上這些試圖阻止中國芯片企業技術進步的嘗試，或者說拜登政府戰略的懲罰性一面，已經影響極大。然而，拜登的做法是“胡蘿卜”加“大棒”（美國前商務部官員凱文沃爾夫也分別將這兩方面稱為“快跑”和“遠離”）。

在打壓中國芯片產業的同時，為了說服相關半導體公司幫助在美國本土重建更強大的先進半導體產業，拜登政府還祭出了“胡蘿卜”，即出臺了配套520多億美元補貼的《芯片與科學法案》。該法案在提供激勵政策和補貼的同時，還要求接受補貼者未來十年內不能在中國大陸投資先進產能，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選擇在美投資拿補貼的半導體企業來說，則是一個“大棒”。這將進一步限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對于一些人來說，《芯片與科學法案》是美國經濟政策制定的轉折點，相當于宣布支持“新時代的產業政策”。

拜登總統在 2022 年 12 月 6 日舉行的臺積電計劃在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投資 400 億美元半導體的[敏感詞]階段工廠安裝設備的儀式上發表講話，這是《芯片和科學法案》迄今為止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拜登總統指出，美國的芯片生產從三十年前的 30% 以上下降到今天的 10% 左右。“哪里寫著美國不能在制造業再次引領世界？我不知道它寫在哪里，我們正在證明它可以。”

拜登向包括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 (CEO) 蒂姆庫克、美光科技首席執行官桑杰梅赫羅特拉等企業家，以及美國[敏感詞]部長、商務部長等在內的政要大聲疾呼。“伙計們，美國制造業回來了，”拜登說。“這些是地球上[敏感詞]的半導體芯片。” 

實際上，[敏感詞]的芯片——尤其是下一代邏輯器件——將繼續在中國臺灣和韓國生產，但 《芯片與科學法案》中包含的補貼和稅收優惠將有助于顯著縮小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差距，主要是通過鼓勵他們繼續在美國本土進行投資。然而，僅靠 520 億美元還不足以讓美國趕上。例如，美國半導體行業擁有美國大學課程無法滿足的巨大工程需求，而大部分半導體供應鏈仍將留在亞洲。盡管如此，《芯片與科學法案》對于美國來說，代表了重要的進步。

四、未來與對外投資

接下來美國可能會出臺哪些新規則？盡管一些半導體行業內部人士認為拜登政府可能會放慢出口限制的實施——如果只是因為新政策給負責執行它的機構帶來壓力的話——美國高級官員已經表示愿意繼續收緊控制。在2022年10月底的一次公共論壇上，商務部副部長艾倫·埃斯特維茲明確表示，“我們還沒有完成……我每周與我的下屬會面一次，然后說，‘好吧，下一步是什么？’ ” 實體清單表明出口審查將繼續擴大。

美國國會也在推行新的限制措施。2022年12月中旬，美國國會通過了 2022 年[敏感詞]授權法案 (NDAA) ，禁止美國政府機構采購包含中國領先芯片制造商制造的半導體的產品或服務。在介紹針對中國芯片的 NDAA 語言時，參議員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將它們描述為“邪惡的半導體產品”，令人印象深刻。

美國白宮很可能會宣布對境外投資的限制，特別是針對中國的限制，這與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情況相反，該機構間組織負責審查外國對美國公司的收購計劃實體（今年早些時候根據行政命令更新了其任務）。正如 Sarah Bauerle Danzman 和 Emily Kilcrease 在大西洋理事會最近的一份報告中所寫，“國會最近努力建立新的機構來監管對外投資，這在華盛頓重新引發了一場醞釀已久的關于美國對華投資相關的經濟和安全風險的辯論。” 特別是，任何新規則都應該明確關注“篩選美國對中國半導體實體的投資，重點關注在芯片設計、制造、電子設計自動化軟件和制造設備方面進行的‘聰明錢’投資，”研究人員認為，有一個卓越的目標（一個肯定會激怒中國的目標）：規則應該側重于“減緩中國的本土技術能力”。

五、挑戰

美國目前正在形成的旨在在芯片上“盡可能保持領先”中國的戰略并不容易，而且確實面臨著重大的、如果處理不當的話可能是致命的障礙。

最危險的風險之一，是美國有可能損害其本國公司的競爭力。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可能是嚴重依賴巨大中國市場的半導體公司——像高通、Qorvo、德州儀器和博通這樣的公司——所有這些公司大約一半的收入都來自中國大陸，在一種情況下，發現自己受到雙方的制裁——華盛頓打擊他們支持中國芯片制造，而中國可能會因美國的政策懲罰他們，可能是通過限制他們的市場份額。

在美國對中國的半導體銷售額降至零的最壞情況下，美國商會估計美國公司每年將面臨 830 億美元的損失，124,000 個工作崗位將因此而流失。可用于研發 (R&D) 的收入也會下降，每年將下降 120 億美元。美國消費者幾乎肯定會面臨通貨膨脹和潛在供應鏈中斷的代價。全球影響也將是可怕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21 年的一份工作文件警告稱，中美及其合作伙伴之間的技術完全脫鉤“可能對世界生產和消費模式產生深遠影響”。

六、讓盟友加入

美國面臨的另一個重大挑戰將是讓盟友簽署對中國芯片行業的同樣限制，即限制他們自己國家的公司的對華貿易。

正如許多美國芯片制造商或設備制造商的情況一樣，歐洲、日本和韓國公司的業務也深深依賴中國市場（詳見本文下一節）。說服他們放棄這一收入來源將非常困難。

未能讓其他國家效仿美國的做法也可能適得其反，因為來自美國以外的公司可以輕松地“回填”或搶占放棄的美國市場份額。然而，一個明顯的成功例子是：2023年1月27日有報道稱，荷蘭和日本將加入美國的行列，限制向中國銷售先進半導體設備。這種涉及四個月艱苦談判的方法是否可以被視為未來在技術領域遏制中國的合作模式尚不清楚——部分原因是該協議的條款尚未公布。

與此同時，盟友對美國采取的域外貿易方式越來越不滿。一個很好的例子：歐盟 (EU) 堅信美國在最近通過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中對電動汽車的補貼歧視其本國公司。一位前歐洲大使指出：“跨大西洋在美國法律治外法權問題上的摩擦由來已久，而拜登關于半導體的一攬子計劃確實具有治外法權和侵擾性。”

美國還冒著激怒合作伙伴的風險，如拜登政府所做的那樣，單方面對中國實施制裁，然后才試圖贏得盟友的支持。“可以理解為什么單邊路線對拜登政府有吸引力。它在短期內更快、更有效，”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 Emily Weinstein 說。“然而，美國越是繼續依賴單邊——尤其是域外——控制，與盟友的合作就越困難。” 不采取更加多邊的控制措施，“讓中國有太多方法可以破壞或規避它們”。

七、受脅迫的全球供應鏈

在過去的一代中，隨著半導體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由制造商、供應商、設計師和工程師組成的跨國生態系統推動了該行業的發展。這種供應鏈的出現以對效率和創新的不懈推動為標志，政府利用補貼和稅收減免來獲得行業優勢。

其結果是建立在專業化和成本優勢之上的商業模式。中國臺灣、韓國和最近的中國大陸已成為領先的芯片制造商。美國、日本和荷蘭壟斷了對半導體創新至關重要的企業。美國在芯片設計軟件領域占據主導地位，與中國臺灣一起處于[敏感詞]電路設計的前沿。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和東南亞負責最后階段的生產和封測，數十個國家/地區提供特種化學品、氣體和其他投入品。

半導體一直受制于全球經濟及其供應行業的起起落落——Covid 大流行期間需求激增，以及最近導致許多芯片制造商減產和放緩資本投資的經濟低迷就是明證。但該行業的總體發展軌跡以持續、快速的增長為標志。僅在 2021 年，全球半導體產量就達到 1.15 萬億顆芯片，銷售額約為 5559 億美元。雖然增長在 2022 年放緩，預計 2023 年會下降，但一些[敏感詞]芯片制造設備（EUV光刻機）的[敏感詞]制造商荷蘭 ASML公司預計，到 2030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可能超過 1 萬億美元。

該行業的發展過去基本上不受地緣政治限制，使商品和投資能夠自由和頻繁地跨境。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中國臺灣對中國大陸的芯片銷售——約占中國臺灣半導體產量的 60%——這在兩岸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提供了一些保護措施。事實上，相互依存的吸引力已成為該行業的口頭禪。

然而，自 2018 年以來美中緊張局勢急劇升級，以及美國最近對半導體及相關技術的銷售限制，令業界感到震驚。盡管美國的政策側重于限制有助于中國大陸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敏感詞]應用技術方面獲得優勢的芯片和相關出口，但長期建立的商業關系的不確定性有所增加。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 Sujai Shivakumar 和 Charles Wessner 寫道，美國的政策代表著“對一體化全球經濟規則的前所未有的背離”。

對主要國家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作用進行評估，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政府和企業面臨的挑戰。

八、中國大陸：阻塞點是雙向的

美國拜登政府的貿易限制對中國大陸生產和使用先進半導體的影響已在其他環境中得到充分證明，尤其是對其發展先進人工智能能力和存儲芯片生產的影響。很少有人關注中國作為芯片重要市場在半導體供應鏈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有進口芯片，也有外國公司在大陸制造的芯片；憑借自身實力成為新興生產商；作為芯片組裝、封裝和測試 (APT) 服務的[敏感詞]供應商之一，這是制造過程的最后階段。此外，大量在國外制造的集成電路最終會進入中國的裝配線，用于從計算機到智能手機和汽車零部件等各種設備。半導體供應鏈不可改變的現實是，美國制裁的對象也是該行業的核心參與者之一。

中國大陸在 2021 年進口了超過 4300 億美元的半導體，但去年的采購量有所下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冠清零限制，降低了經濟增長。美國拜登政府的出口限制可能只會影響這些進口中相對較小的一部分，主要是用于人工智能和其他[敏感詞]應用的先進芯片。但即使在這些情況下，美國芯片制造商現在也在為中國市場設計符合[敏感詞]限制參數的芯片，比如英偉達的A800芯片。

然而，使中國能夠生產精密芯片的美國企業銷售可能會受到重創，日本和荷蘭的行業領導者也將受到重創（見下文）。例如，在實施限制之前，美國公司 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泛林集團（LAM Research）分別有 33% 和 31% 的銷售額流來自中國大陸。拜登政府瞄準了中國半導體行業的一個關鍵弱點（制造環節），但在此過程中傷害了領先的美國公司。

中國的另一個潛在瓶頸，是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這兩家韓國公司在其存儲設備生產中發揮的核心作用。三星在西安生產的 NAND 閃存芯片和海力士在無錫生產的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 (DRAM) 占中國國內芯片產量和出口量的很大一部分。兩家公司雖然都獲得了美國對其使用受出口限制影響的特定技術的一年豁免，但任何撤銷這些豁免都將影響中國對存儲芯片的獲取，特別是因為最近決定將YMTC添加到美國實體名單中。反過來，這將對韓國公司產生嚴重影響（見下文）。

然而，瓶頸可以雙向發揮作用，中國作為 APT（芯片集成、封裝、測試） 基地的重要性，以及半導體行業對這些中國服務的日益依賴，已成為全球芯片制造商面臨的風險。中國在 APT 中的作用主要源于其在該行業相對勞動密集型領域的成本優勢。世界上[敏感詞]的封測公司，包括中國臺灣的日月光投控（ASE Group）和力成（Powertech Technology）以及美國的安靠（Amkor Technology），在中國大陸擁有主要的制造業務。同時，中國大陸公司也正在迅速擴大其 APT 業務。在許多情況下，在美國制造的芯片被運往中國進行最終加工。如果未來與中國的緊張關系加劇，這種情況將給美國帶來很大的脆弱性。

九、中國臺灣：制造和創新聚集地

中國臺灣以芯片行業的代工業和工程創新的發源地而聞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之一臺積電的所在地。事實上，中國臺灣還擁有其他幾家重要的半導體制造商，使其成為芯片產業國際分工的中心。盡管中國臺灣公司從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那里進口了許多關鍵的制造投入，但他們也建立了一個高度整合的供應鏈——一個由工廠、設計公司、硅片和特種化學品制造商、APT 工廠、專業建筑公司和大學組成的網絡為行業培養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中國臺灣半導體產業無可爭議的領導者是臺積電，它為許多[敏感詞]的跨國公司制造半導體（以蘋果公司為首，2022年占臺積電銷售額的23% ）。最重要的是，臺積電生產了世界上 92% 的[敏感詞]的邏輯芯片。該公司占據主導地位的源泉是其研發實力，這使其能夠通過與中小企業制造商和芯片設計商的密切合作，在半導體制造領域開創數代突破。它通過資本支出的強大力量擴大了這些突破——其中約 1000 億美元計劃到 2024 年在中國臺灣、美國亞利桑那州和日本進行，隨后可能在新加坡和德國進行投資。臺積電與三星電子這兩大先進制程代工廠一起決定了電子工程邊界的擴展方式、地點和時間，其客戶將效仿。

由于中國臺灣半數以上的半導體產品銷往中國大陸市場，臺灣海峽兩岸經濟相互依存以及潛在的危機關系使臺灣工業，尤其是臺積電，越來越多的受到美國華盛頓決策者的關注。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技術的制裁包括嚴格限制向該公司銷售半導體；這些制裁使臺積電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減半，華為當時占據了其全球銷售額的10%。臺積電現在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監管其從其他中國大陸公司收到的訂單，隨著拜登政府加強出口管制，這家中國臺灣公司取消了更多的中國大陸公司的合同。到目前為止，臺積電在中國大陸的兩家工廠相對不受美國行動的影響，因為它們主要生產的是老一代芯片，并且與韓國芯片制造商一樣，已獲得拜登政府一年豁免。

除了臺積電，美國[敏感詞]的限制似乎對中國臺灣其他芯片制造商的影響有限，這些制造商為中國大陸市場生產不太復雜的芯片。然而，臺北中華經濟研究所的 Kristy Tsun Tzu Hsu 表示，一些嚴重依賴中國大陸客戶的臺灣設計公司可能會受到打擊更大的打擊。此外，她說，中國大陸半導體生產商的許多中國臺灣工程師都受到拜登政府限制美國護照和綠卡持有人在中國大陸行業工作的規定的影響。

中國臺灣地區經濟部長王美華在 2022 年 10 月訪問華盛頓時表示，中國臺灣“將遵守我們的貿易伙伴制定的任何規則和準則……我們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空間。” 中國臺灣已接受拜登政府的邀請，加入半導體Chip4聯盟，這既是為了獲得該集團給予的地區認可，也是為了加強與美國的關系。

中國臺灣當局也積極回應美國施壓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建廠。蔡英文在 2022 年 8 月告訴當時的亞利桑那州州長道格杜西時，強調了她的對半導體供應鏈的戰略優勢的看法，其中包括臺積電在美國的生產基地：“這將有助于建立更安全和有彈性的供應鏈。我們期待生產出籌碼來維護我們伙伴的利益。” 芯片和科學法案中的補貼和稅收優惠擴大到外國公司有助于緩解臺積電最初因美國成本較高和經驗豐富的工程師短缺而對擴張猶豫不決的情緒。

雖然一些臺灣政客譴責亞利桑那州的投資是他們所謂的臺灣半導體產業“空心化”的[敏感詞]步，但該公司的高管和董事會為擴張辯護，并堅稱該公司的[敏感詞]研發和生產將保持在中國臺灣。事實上，臺積電從 2023 年開始就在臺灣新工廠啟動了3nm芯片的商業生產，并在那里建造了下一代2nm芯片。” 

十、韓國：存儲芯片最強

美國遏制中國高科技進步的努力，對韓國半導體公司構成了更大的挑戰，因為它們比臺積電等中國臺灣廠商更深入地融入中國經濟。韓國經濟由大型企業集團主導，其半導體行業只有少數生產商，生產主要集中在存儲芯片上。

與中國臺灣一樣，韓國將大約 60% 的芯片出口到中國大陸，韓國芯片制造商在中國大陸工廠生產的芯片數量則遠高于臺灣公司。總體而言，韓國芯片制造商對中國的依賴要大得多。2022 年[敏感詞]季度，三星集團對中國的 112 億美元出口中約有 30% 來自三星電子的半導體銷售。

韓國公司在中國的工廠很容易受到美國貿易限制的影響。SK 海力士一半的 DRAM 生產來自其無錫工廠，而三星在西安的生產基地供應其全球 40% 的 NAND 芯片產量。這些公司將這些中國業務用于出口和供應中國國內市場，滿足了中國約 45% 的存儲芯片需求。

拜登政府對向中國出口和技術轉讓的限制使韓國公司陷入困境，盡管他們獲得了華盛頓的一年豁免。這反過來又讓韓國政府在尋求平衡與美國的戰略聯盟和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時陷入困境。

到目前為止，韓國政府在宣布愿意加入拜登政府的 Chip 4 倡議方面一直持謹慎態度——這與中國臺灣地區的張開雙臂歡迎形成鮮明對比。韓國參加了該小組的首次會議，但截至 2022 年 12 月，其公開聲明仍含糊其辭。

三星和 SK 海力士暴露在美中緊張局勢之下是芯片僵局中[敏感詞]的風險，SK 海力士在美國出口限制宣布后不久曾表示，在最悲觀的預期下，可能會考慮出售晶圓廠、出售設備或將設備轉移到韓國。

同時，由于《芯片與科學法案》，三星的長期解決方案似乎是加強其在美國的影響力。該公司在德克薩斯州擁有一家芯片工廠，另一家正在建設中。它還宣布，它打算在未來 20 年內向那里的工廠追加投資 2000 億美元，但這樣的長期計劃似乎是雄心勃勃的——或者是為了在微妙的時刻討好華盛頓。

十一、日本和荷蘭：壟斷勢力

日本和荷蘭公司壟斷了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利基市場。他們都控制著對生產[敏感詞]的集成電路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的重要企業。

荷蘭公司 ASML 是全球[敏感詞]一家制造極紫外 (EUV) 光刻機（每臺成本約 2 億美元）的公司，用于在當前幾代先進半導體的單個芯片上蝕刻極為精細的電路。日本的東京電子（Tokyo Electron）生產先進的刻蝕設備以及在[敏感詞]制造中必不可少的 EUV 光刻膠，而尼康（Nikon Corporation）則生產各種關鍵的光刻組件。此外，日本制造商在整個半導體行業使用的幾種特種化學品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

事實證明，美國限制相關半導體設備企業向中國銷售產品的努力是遏制中國半導體雄心的努力中[敏感詞]爭議的步驟之一。特朗普政府曾說服荷蘭阻止向中國出售 ASML 的 EUV 光刻設備。（該公司 2021 年在中國的銷售額約占其總收入的 15%。）此外，美國對與中國芯片制造商合作的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的限制影響了 ASML 與現有中國客戶的互動。

與此同時，東京電子約四分之一的收入來自向中國公司的銷售，其中包括那些受到美國出口管制和其他制裁的公司。在 2022 年 10 月實施限制措施后，它最近將截至 3 月 31 日的財政年度的盈利預測下調了 8%。

盟友之間關于相關企業銷售的爭端主要是在外交陰影下展開的。雖然日本在這個問題上保持公開克制——就像它在與美國的大多數爭端中所做的那樣。但據報道，東京電子公司強烈反對美國的限制措施。荷蘭人更加直言不諱。荷蘭外貿部長 Liesje Schreinemacher 在 2022 年 11 月宣布“荷蘭不會一比一地照搬美國的措施”。

據報道，三國政府在經過數月的談判后于 1 月達成了對華限制協議，其中包括對于 ASML 的深紫外光刻（DUV）設備的額外出口限制。然而，由于協議的細節仍不明朗，因此很難判斷外交分歧是否仍然存在。

這場爭端凸顯出，如果華盛頓向其合作伙伴施壓，要求其對中國采取損害盟友商業利益的額外措施，那么它可能會面臨困難——如果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系繼續加劇，我們完全有理由預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

結論和建議

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中美緊張局勢加劇了一個建立在曾經不受約束的跨境貿易和投資基礎上的行業的脆弱性。美國旨在限制中國在先進芯片制造領域取得進步的出口限制正在放大商業風險，并使與美國盟友的外交關系緊張。拜登政府通過《芯片與和科學法案》重振美國芯片制造的努力可能會開始重組供應鏈，但該行業在東亞建立了 30 多年的基礎，不太可能發生重大變化。最終，這應該被視為積極的一面，因為全球化半導體行業中相互依存的力量可以作為潛在地緣政治動蕩的穩定平衡物。因此，問題是如何適當重視中國技術崛起帶來的國家安全挑戰，同時避免破壞對全球經濟持續增長至關重要的行業。

不要削弱供應鏈：雖然拜登政府為限制中國在生產[敏感詞]半導體方面的進步而采取的措施似乎是為了避免廣泛的行業中斷而采取的措施，但該政策已經產生了不容忽視的痛苦后果。主導半導體設備制造業的美國、荷蘭和日本公司都因失去中國的訂單而受到打擊。韓國的存儲芯片制造商正面臨著對其在中國生產基地的生存能力的根本威脅。美國的任何額外限制只會增加整個行業的這些壓力，并且損害將變得全球化。

該行業未來幾年的增長：包括對美國新芯片工廠投資的潛在提振——可能有助于彌補在中國的部分損失。但是，可能會從行業所謂的“規模顯著損失”的角度感受到底線影響，這可能會減少用于研發和新投資的資源。資金是任何行業創新的命脈，而半導體需要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并定期注入資金。關注中國構成威脅的美國政策制定者也應該警惕，不要在如此多的戰線上快速行動，以致在不知不覺中破壞了復雜供應鏈中的關鍵環節。在華盛頓兩黨都支持限制與中國技術貿易的氣候下，半導體行業和美國盟友（如下文所述）在評估額外擬議限制的潛在影響方面發表意見至關重要。溝通對于避免意外后果至關重要。

不要低估相互依存：隨著中國采取更加強硬的對外姿態，并且與其貿易和投資伙伴的關系惡化——當然是與美國的關系，也包括與日本、韓國、臺灣和歐洲的關系——經濟開放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變得放大。在中國設計并在臺灣制造的芯片最終被用于中國[敏感詞]的[敏感詞]，而公開和秘密地從西方獲得的技術一直是這些進步的核心。半導體在習近平的軍民融合戰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限制北京開發[敏感詞]芯片的努力是完全有道理的。

與中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盡管它在美國政策圈子里已經失寵——但可以阻止最糟糕的政治沖動。它為許多國家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和政治目的，尤其是中國臺灣，其領導人近年來繼續強調兩岸經濟關系的重要性。因此，避免全面禁止半導體貿易和投資，轉而采用仔細校準的限制措施，可能證明是最有效的。這種權衡可以提高穩定性，避免削弱美國跨國公司在半導體和其他行業的全球重要性。

外交并非一時興起：拜登政府上臺后致力于重建被其前任撕碎的美國同盟關系。為恢復亞洲和歐洲對美國的信任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然而，2022年10月對中國突然實施半導體出口限制令多個國家的首都感到不安，而2023年1月美國、日本和荷蘭達成的不透明的對華限制協議，可能只會推遲對根源于核心商業利益的分歧進行外交清算的日子。正如 Sarah Bauerle Danzman 和 Emily Kilcrease 在他們最近的外交事務文章中明確指出的那樣，美國的單方面行動——無論事后為修補關系付出多少努力——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提議建立一個將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聯合起來協調半導體政策的 Chip 4 聯盟是一項重要舉措。但該集團需要包括歐洲，尤其是荷蘭，因為 ASML 作為[敏感詞]芯片制造設備的供應商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認真的多邊努力才能對中國采取協調、有效的態度。如果沒有美國，各國就有尋求優勢的風險，包括通過開發并向中國銷售在沒有美國技術的情況下制造的半導體和中小企業，從而超越美國的貿易限制。此外，中國臺灣需要在聯盟中獲得平等地位——與其在半導體行業的全球領先地位相稱。

解決美國半導體瓶頸：《芯片與科學法案》是一項重要舉措，可以幫助振興美國本土的半導體制造業。但制造[敏感詞]芯片并不等同于復制供應鏈。美國半導體制造業將繼續依賴進口設備、硅片、特種化學品和許多其他投入。（更不用說美國將在未來幾年繼續購買亞洲[敏感詞]的芯片。）然而，有些領域需要政府財政和監管支持才能消除關鍵的瓶頸。兩個示例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整個行業在芯片制造、測試和封裝方面對中國的依賴構成了危險。由于大部分工作的勞動密集型性質，在美國建立重要的 ATP 能力在商業上是不可行的。然而，有了激勵措施，就有可能在西半球建立起 ATP。尤其是，墨西哥可以提出一個更長期的解決方案，尤其是在目前針對亞利桑那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數百億美元芯片投資情況下。芯片制造和封裝不那么吸引人，但它必須是任何致力于重建安全的美國芯片制造基地的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美國半導體行業正面臨嚴重且日益嚴重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短缺問題。據估計，由于《芯片與科學法案》的投資，未來五年將需要五萬名新工程師。其中一些專家可以在國外聘用。但最終必須擴大美國大學的研究生和本科課程，以培養新一代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還需要修正美國簽證制度，使其不會阻礙或阻止國際學生在美國學習和工作。這應該包括中國學生，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為美國的科學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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